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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当前”的概念界定为近十年左右时间,“早期”包括 “龙山时代” 晚期及“三代”。

一、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夏商周时期都城宫城的营建及相关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论述[1],其中一些宫城是近些年通过一系列主动、系统的考古发掘才被确认的[2]。关于夏商周宫城的确认如洛邑成周的宫城等,以及与之有关的一些问题如宫城的类型、位置和中轴线等,仍处于探讨阶段。本文在对夏商周宫城的营建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与之有关的问题也进行必要的探讨。

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考古的新发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是人类发展史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也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对这一课题仍在不懈的探索之中,但已经可以看出,在中国这一革命大致发生在距今约2万年至距今1万年左右,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离开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世温暖的阳光之下,逐渐学会了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作物和定居村落,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转变的新纪元。

一、夏商周时期都城宫城的营建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1·“夏代”及以前早期都城或都邑的探索与考古发现。

因生态环境、气候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地的新旧石器时代转换模式也不尽相同,依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可分为华南和华北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华北地区,继承旧石器时代处于新旧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址,以出土细小石器和率先出现大型磨制石器为特点,如小南海遗址、下川遗址、龙王辿遗址等。流行各种间接打击法生产石叶和用压制法修理石器的细石器文化,常见的器形有雕刻器、刮削器、船底形石核、大型磨刃石器和装饰品等。华南地区多为洞穴遗址,继承华南地区的砾石文化传统,运用砸击法打制石器,继续普遍使用粗大的打制石器,石器以各类砍砸器为主,基本不见石叶和典型的细石器。然而,在广西桂林甑皮岩、临桂大岩、湖南道县与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普遍发现了距今1万多年前的原始陶器,使华南地区成为探索中国陶器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

关于城郭、城郛的问题,学界曾作过系统论述[3]a78-132,c143-150。关于城郭,《吴越春秋》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释名·释宫》云:“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管子·度地》:“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一般而言,外侧大城为郭,是城内居民居住、生活的地方;内侧小城称之为城,即宫城,是国君居住、生活的地方。关于郛与郭的关系,《说文》:“郛,郭也。从邑,孚声。”《春秋公羊传·文公十五年》:“郛者何?恢郭也。”恢,大也,“恢郭”,面积很大的“郭”。《韩非子·难二》有“赵简子围卫之郛郭”之语,张衡《西京赋》中也有“经城洫,营郭郛”之语。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郛应在郭外。杨宽认为《逸周书·作雒》中的“郛”并非指城郭,而是周围的自然山川[1]a47。这一认识很有见地,根据相关论述,郛应指的是郭城外(若无郭城则为宫城外)依靠周围自然山川构建的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的设施。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基于二里头遗址一般认为属于夏代中期以后的夏王朝都城遗址,寻找夏代中期以前的夏王朝都城及夏王朝以前的都邑遗址,成为近年早期都城探索与考古研究的重点,其中的重要考古新发现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城址和半圆形特殊遗迹、小城遗址之内的大型建筑遗址及其与城址相关的墓地发现;河南王城岗大城遗址的勘查,古城寨城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新砦城址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全面揭露。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这些重要的发现勾勒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文化的大致面貌,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摆脱了自然力的束缚,自主地创造生活资料以维持人类群体的生存和生活的前进轨迹。对我们认知人类文化巨变的发生机制,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环境的互动依存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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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2·“三代”都城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二、陶寺遗址:中国早期国家的第一轮朝阳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社科院考古所重点考古成果概述。二里头文化从发现至今已有60余年了,关于其性质的讨论可以说见仁见智。由最初的商文化主流说到后来的夏文化主流说,期间仍有不同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二里头夏文化说仍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认识。

二里头遗址宫城遗址及其中多座宫庙建筑基址的勘探与发掘,改变过去认为二里头遗址有宫庙无宫城的看法,二里头遗址宫城遗址成为目前所知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时代最早的宫城遗址,二里头遗址中的官手工业作坊区遗址的勘查反映了当时都城的“工在官”特点;偃师商城宫城遗址中的宫庙建筑基址全面揭露,宫城之中祭祀区、池苑区的发现,为探讨宫城布局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洹北商城的发现和城内一号宫庙建筑基址的发掘,殷墟小屯宫庙建筑遗址的发掘与进一步研究为揭示殷墟的布局形制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周原遗址云塘礼制建筑基址的发掘,连同春秋时代秦国雍城遗址马家庄第一号大型建筑基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为从“已知”探讨“未知”的早期都城的宗庙建筑遗址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三代都城的上述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的政治性特质有着极为重要学术意义。

陶寺城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上个世纪50年代考古调查发现,确认为一处龙山时代大型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2002年春季至今,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二里头文化新砦期之时,夏国家地域狭小,新砦期遗址主要分布在环嵩山地区的东半部。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新密新砦大型城址正位于其中心。新砦遗址是一处设有外壕、城垣与城壕、内壕共三重防御设施且中心区建有大型建筑的大型城址,整个城址总面积逾100万平方米[4]。结合文献记载,有学者认为新砦城址应为夏启之居或启都夏邑[5],这一认识基本被学界认同。新砦城址以浅穴式大型建筑基址为中心,宫城以内壕作为防御设施,内壕以外是城墙和城壕,再外是外壕。

3·当前中国古代早期都城考古的新思索。

考古资料表明,陶寺早期城址在陶寺中期扩展成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之一。中期沿用早期的宫殿区。但是中期王族墓地与早期王族墓地不同茔域,暗示陶寺城址的掌权家族易手。观象授时祭坛的存在,不仅标志着历法作为王权一部分在陶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标志着陶寺城址的王都性质。圭表技术的存在,不仅证明陶寺遗址拥有圭表测影制定历法的成熟天文学知识,而且其1.6尺“地中”影长数据和大地幅员测量功能,都是陶寺政体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物化表现。最高权力控制的大型窖穴仓储区的存在,是国家社会储藏贡赋、备战备荒不可或缺的设施。陶寺晚期凸显暴力行为,以扒城墙、毁宫殿、捣王陵为主要特征,系典型的国家政治报复行为。这些迹象都一再彰显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陶寺城址的都邑功能。陶寺是迄今我国考古发现的完全具备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建筑、王权控制的仓储区等各要素的先秦都城遗址。虽然陶寺城址的政体与二里头文化政体相比,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结构和模式都带有更多稚嫩的原始性,但是国家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如王权、都城、阶级、地缘政治、官营手工业、贡赋制度、国家意识形态等等都已初具,唯缺乏中央集权,大约具有邦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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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的出现、形成与发展是十分重要问题。“城”、“邑”和“聚”各自特点需要田野考古解决,它们对应的政治、社会载体需要以考古学为主的多学科结合研究解决。究明宫殿与宗庙的不同,是界定“邑”与“城”的关键。从“城”到“都城”,应该是从“邦”到“王国”的发展必然。“邦”的“城”与“王国”的“都城”,如何通过对其物化载体的考古研究去区分,是近期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急待解决的,是深化古代文明形成研究的核心学术问题。

三、二里头: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二里头文化时期,可以确认的都城遗址即为二里头城址。《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即夏都斟鄩。在二里头文化一期之时面积已逾100万平方米,至少自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二里头都邑的规模已逾300万平方米[6]。二里头文化二期核心宫殿区已经形成,自二、三期之交建成的面积逾10万平方米的宫城一直沿用到四期[2]a。故至迟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里头都邑正如许宏先生所言为宫城、郭区的城市形态[3]b。但这种形态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还不是很清楚,基本可以肯定的是,二里头城址是从早期的宫殿区、郭区演变为内城外郛形态。

注:本文是作者在2005年9月“中瑞考古论坛”中发言的摘要。

说到二里头的历史意义,大家经常说她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应当说,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中国考古学近百年的研究探索,使我们知道华夏文明的源头要上溯到更久远的新石器时代,而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则是华夏王朝文明的开端。

二里岗早商文化时期,不管是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还是建于原夏都二里头城址近旁的偃师商城,根据相关的研究成果,都具有都邑性质,是故郑州商城为早商王朝主都,偃师商城是辅都[7]77-78或军事色彩浓厚且具有仓储转运功能的次级中心[8]是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意见。不管对郑州商城内城是小城还是宫城的认识存在争议,还是对偃师商城宫城、小城与大城的关系如何认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均是城郭完备的都邑形态。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所谓内城外郭的形态不是始建时期就已存在,郭城的建造时间均晚于宫城或小城,故这两座城址是从内城外郛向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演进。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中商时期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包括小双桥城址和洹北商城。陈旭先生力证小双桥遗址就是隞都[9],这一认识也基本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小双桥城址发现有宫城,由于破坏严重,仅发现了宫城墙基槽的西北部分,即宫城北墙的西段和西墙的北段[2]b61-62。是故小双桥遗址同二里头遗址一样,也是内城外郛的城市形态。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10],根据随后的考古发现,城址略呈方形,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11],宫城平面呈长方形,位于郭城内南部略偏东[2]c。关于洹北商城的性质,既无法认定是“河亶甲居相”,也无法认定是“盘庚首迁于殷”的地方,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11]。但不管如何,洹北商城也是中商时期晚于小双桥城址的一座都邑应无争议。而根据上文描述,洹北商城似是内城外郭的形态,实则是一个动态的建造过程。根据张国硕先生的研究,洹北商城在中商二期早段先建造起宫殿建筑群,然后在中商二期晚段至中商三期早段期间才在宫殿建筑群外围建造宫城城垣,之后在宫城外围开挖大型环壕,此时才形成内城外壕的城郭形态。中商三期晚段仓促填平宫城外的环壕,意欲修筑大城城垣,但由于突遭灾难,洹北商城的大城城垣并未建成即遭废止,内城外郭的布局形态最终未能真正形成[12]。如是,洹北商城是从早期的宫殿区、郭区演变为内城外壕,最后意欲营建为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

晚商的安阳殷墟遗址,其都邑形态几同于二里头城址,也没有发现郭城城墙。在殷墟文化第一期时,其总面积约有12平方公里,小屯作为王都的中心,已经建立起若干宫殿和宗庙。在宫殿宗庙区外围,有广泛的居民点、作坊及墓葬等遗存分布[13]295。至迟从第二期开始,在宫殿宗庙区的西、南两面挖掘一道深壕,壕上口宽7—21米,深度不尽一致,最深处可达10米。这道壕北端和东去的洹河南岸相连,东端与南流的洹河西岸相接[14]94-96,形成一处由洹河和人工壕沟构建的防御体系,宫殿宗庙区实际具有了宫城的性质。这之后,随着人口的增多,殷墟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发展成为面积多达30平方公里的大都会。殷墟的都邑形态基本也是从早期的宫殿区、郭区演变为内城外郛。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境内,地处洛阳盆地东部的伊、洛河之间。主要文化遗存属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约距今3800~3500年,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遗址,二里头文化由此而得名。

西周时期的都邑计有宗周丰镐城址和洛邑成周,而成周则包括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和汉魏洛阳故城内的西周晚期成周城[15]。西周王朝的都城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市西南的沣河两岸,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在整个遗址区内,迄今没有发现夯土城墙等防御设施。据2012年的勘探情况,丰京遗址范围东至沣河西滩地,西至古灵沼河,北至郿坞岭北缘,南至冯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线,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而新发现的超大面积的湖面或沼泽地则构成了天然的屏障[16]。据2014年新的勘察结果,丰京遗址新发现1条流向为自东向西,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的河道,河道的宽度为11.75—15.84米,最深为1.4—2.95米。据丰京遗址内先周文化遗存的分布情况,如果该河道建于西周立国之前,则周文王所建的丰京宫城很可能就在郿邬岭以南、2014年新发现的河道以北、灵沼河以东和沣河以西这一四面环水的区域[17]。至于镐京外围,“南有洨水,东界潏水,西至丰水,丰水在马王村出折向东流,构成镐京的北界。三水……形成了护卫镐京外围的天然界河和堑沟”[18]。从资料分析,镐京也发现有可能是宫城壕沟的线索。1986年在长安棉织厂铲探出一段壕沟,北偏东10度,长25米、上口宽9米、底宽6.3米、深3.5—4米,形成于西周初年,废弃时间至迟在西周晚期或晚期以后[19]48-49。从壕沟形成和废弃时间,再结合壕沟与宫室建筑基址的位置关系考虑,该壕沟为镐京宫城外围具有防御功能的壕沟的可能性很大。若此,可以认为作为宗周的丰京和镐京存在形同殷墟小屯近似的以人工壕沟与河道构建起的宫城,那么宗周丰镐城址基本也属于内城外郛的都邑形态。

遗址发现于1959年。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经半个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都邑规模宏大,布局严整,这样的规格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开中国古代都邑制度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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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夏王朝晚期都城。

洛邑成周应该说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学术课题,涉及西周成周城的营建与位置、西周成周与东周成周的变迁,以及“洛邑”“成周”与“王城”的关系等,古今相当数量的学者探讨过该问题。笔者曾对此论证过,西周时期周公营建的洛邑和成周应该是同一座城,在现在的瀍河两岸,此时并无“王城”。西周晚期,瀍河两岸的成周城衰弊,替代瀍河成周城的是建于今汉魏洛阳故城一带的“周”城,这也是春秋时期敬王避王子朝之乱所都之地,后世称之为东周成周[15][20]。瀍河两岸的西周早中期成周城,布局不甚清楚,但其主要遗存都分布在史家沟涧水[21]b197以东、洛水以北、邙山以南、焦柳铁路线以西的区域,特别是铸铜作坊遗址包括大量的建筑遗迹、祭祀遗存[22]和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23]196、大型祭祀场[24]53-57均位于此区域内,正合于《逸周书·作雒》“南系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的描述。而据《尚书·多士》,“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成周有监控殷遗民的功能,另考虑到夏商周三代都城均设有宫城,是故瀍河西周成周城应存在宫城。比上述重要遗存分布区更小的区域便可能是其宫城区,其外未发现郭城城垣,若此,西周成周亦为内城外郛的都邑形态。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

至西周中晚期,瀍河两岸的成周城废弃,代之而起的是建于今汉魏洛阳故城的狄泉成周城,该城重要遗存包括郭城[25]和一批墓葬[26]。其城市形态不是很清楚,笔者曾著文认为,西周晚期在汉魏洛阳故城修建的狄泉成周城完全出于军事原因,也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险要地势是分不开的[20]。如同瀍河成周城的考虑一样,狄泉西周晚期成周城也应存在宫城,是故该城应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至于其宫城是环壕还是城垣,只能等待下一步的考古发现。延至东周,周敬王被王子朝所迫,从王城东徙成周直至赧王,该城成为东周王朝的实际都邑,《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这与考古发现狄泉成周有春秋晚期扩建及修筑的夯土城垣相符[25]。不唯如此,此地还有闻名于世的金村带墓道东周大型墓地的发现,墓地时代根据研究从战国早期延至战国晚期,研究者认为金村大墓应是周王及附属臣属的葬地[27]29。以上均可证该城即东周敬王至赧王所居之成周。和西周晚期成周城一样,由于历朝建筑的破坏,其宫城和其他重要遗存尚不明确,出于同样考虑,东周成周也应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

洹北商城与殷墟的背景材料

东周王城作为平王东迁后的都城,跨涧河而建。虽然对该城的始建和沿用有诸多争论,但考古资料显示,该城始建于春秋初年而补建于战国晚期或可晚到秦汉之际,废弃于西汉后期[28]a,b107-165。关于该城的性质,学界基本赞同该城即东周王朝所都之王城。但对考古资料分析的结论亦存在争议,如对东周王城郭城的始建年代,报告认为郭城城墙的始建年代可能早到春秋时期。但报告对郭城城墙的始筑使用了“或可能”“估计”“可能”等字眼,表明是一种推测,而非肯定用语。其后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东周王城的郭城北墙[29]186、东墙[30]a208-209、郭城西墙和南墙[31]始建年代约在战国早中期,后期修补、增筑部分的始筑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东周王城也不是像原来认识的那样仅有郭城而无宫城,而是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但这种都邑形态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春秋时期,东周王城已修建了宫城,形成内有城垣、外以人工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形成城壕的防御体系;延至战国时期,在宫城外围又修建起规模宏大的郭城[32][2]e。是故,东周王城是从内城外郛向内城外郭的都邑形态演进。

1、殷墟

二、夏商周时期宫城相关问题的认识

商王朝晚期都邑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跨洹河两岸,与洹北商城遗址相邻并略有重叠。遗址历经商王盘庚至帝辛八代十二王或武丁至帝辛七代九王。殷墟一直未发现城垣,系一处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周围分布着密集居民点的特大型邑聚。

夏商周都城均应存在宫城

发现与发掘 1899年,王懿荣首次辨识出商代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派人查明甲骨文出自安阳小屯村。因该地在《史记&S226;项羽本纪》及《水经注》中曾被称为“殷墟”而得名。1928年学术界首次发掘殷墟。至1937年,累计发掘15次,找到商代晚期的宫庙区和王陵区。后因中日战争爆发,发掘被迫中止。1950年恢复发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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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分期  殷墟的商文化遗存系长时间堆积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推定武丁至帝辛的年代为公元前1250-1046年。

都城内存在规划有序的宫殿建筑基址的区域,可称之为宫殿区;而在都城宫殿区之外还存在墙垣或环壕等防御体系的区域,才能称之为宫城。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宗周丰镐应是存在宫城的,现今不能确认宫城的就是洛邑成周,但作合理推测的话,无疑洛邑成周也应存在宫城。

范围与布局  殷墟自早到晚经历了规模由小到大、人口由少而众的过程。商人称居民点为邑。殷墟的邑散布于以小屯为中心的洹河两岸,随着时间推移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房屋形式主要是带夯土台基的地面式建筑,包括四合院。

宫城的产生可上溯至古国阶段的龙山文化时期。从原来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陶寺城址的宫殿区虽然没有规整的宫城城垣,但学界一般认为其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存在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具有了宫城的性质和功用[33]。而最新的考古发掘发现了陶寺遗址的宫城和门址,宫城始建于陶寺文化早期,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宫城;宫城在陶寺文化中期继续使用,并因陶寺大城的修建使其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城,完备的城郭之制在陶寺文化中期已然形成;宫城晚期重建,在其偏晚阶段彻底废弃[34]。藤花落龙山古城是内城外郭的城邑形态,其内城是中国古代早期宫城的范例[35]。根据考古调查和相关发掘资料,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道砌石台基及石墙构成,城内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36]。“皇城台”可能系一处高台建筑或祭坛,内城或具有宫城的功能。毫无疑问,石峁城址是具有宫城的。良渚古城经近10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确认其郭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20—145米;郭城内的莫角山遗址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是一处人工堆积厚度达10余米的高台遗址,在高台中心部位有大面积的沙泥夯筑层和建筑遗迹[37],这与陶寺遗址具有一定相似性,均具有了宫城的性质和功用。龙山文化时期特大型城址有的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宫城,有的仅是具有相对封闭和独立存在形态的宫殿区,说明这一时期正是我国古代宫城的萌芽时期。进入国家阶段的夏商周时期,所有的都城才具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宫城,不仅有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存在形态,而且以城垣或沟堑,或城垣、沟堑构建起完备的防御体系。

手工业作坊  殷墟范围内已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包括铸铜作坊5处,制骨作坊2处。另还发现制玉、制骨、制陶作坊的线索。

宫城的营建过程和类型

族墓地与墓葬 殷墟平民墓大多依氏族和家族为单位成片分布,称为族墓地。族墓地中的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已经发掘的重要墓葬除侯家庄王陵区大墓外,还有妇好墓等。

从分期较细、城址建筑过程明晰的几座都城来看,二里头城址在二期文化时核心宫殿区已经形成,宫城建于二、三期之交并沿用至四期。洹北商城在中商二期早段首先建造宫殿宗庙建筑,然后在中商二期晚段至三期早段建造宫城城垣。安阳殷墟遗址在殷墟文化第一期时已经建立起若干宫殿和宗庙,至迟从第二期开始,在宫殿宗庙区的西、南两面挖掘一道深壕连通洹河,形成一处由洹河和人工壕沟构建的宫城。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两周都城的宫城营建过程不甚清楚,但夏商时期都城宫城的营建是从最初的宫殿区过渡到后来的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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