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2019-06-10 20:36 的文章
当前位置: 新京葡娱乐场网址 > 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 > 正文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李兴华

5月25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贵州省伊斯兰教协会在贵阳市隆重召开“王静斋大阿訇爱国爱教思想座谈会”。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世礼到会祝贺。中央统战部二局、贵州省委统战部、省人大民宗侨委员会、省宗教事务局、省政协民宗委等有关方面领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贵州省伊斯兰教协会领导,北京、天津等地伊斯兰学者和王静斋大阿訇家乡代表及贵阳市穆斯林群众参加会议。

在考古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马文宽先生的大名近年来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他在古代外销瓷、西夏瓷及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最近,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新著《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对20世纪以来在中国出土和发现的7至15世纪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大量伊斯兰玻璃器、伊斯兰陶器、伊斯兰钱币与金条、伊斯兰金属器等珍贵文物,逐一进行对比、考证、研究并加以介绍,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伊斯兰世界文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对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6个方面概括了北京的清真寺在哪些方面为全国清真寺之冠,指出筛海传说与筛海坟是贯穿北京伊斯兰教从始至今的一项内容,对与北京伊斯兰教有关的人物进行了较细的分类,较详地罗列了北京伊斯兰教的大事,对北京现存的碑文进行了分类,并第一次以北京为例探讨了对今天仍有一定借鉴意义的中国伊斯兰教主要在民国年间进行的近代转型。

齐晓飞副局长在讲话中强调,王静斋大阿訇的一生,是报效祖国、弘扬民族文化、勤勉治学、彰显正道的一生;是自强不息、业绩辉煌、品格高尚的一生。伊斯兰教界的有识之士,要学习和继承王静斋大阿訇爱国护民、弘扬正道、宽容和睦的思想品格;学习和继承王静斋大阿訇爱国爱教、民族团结和睦的思想;引导穆斯林群众确立正信,分辨是非,抵制极端,为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008年3月,笔者利用赴京出差的机会,专程慕名拜访了这位回族著名的考古学家、年过七旬的阿卜杜拉?马文宽先生。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况西则天房,中天而立;东则京师,冠世为都。此寺颓则难为教,此教衰则难为冠。 ——牛街清真寺碑语

www.649.net 1

  

在中国有伊斯兰教的名城名镇中,论重要性,还没有哪一个能超过北京。所以对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的研究,首选北京,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北京伊斯兰教的地位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在讲话中说,纵观王静斋大阿訇的一生,是爱国爱教、勤于治学的一生,是弘扬正教精义、展示穆斯林优良品格的一生,是我辈后人应予效仿的一生。王静斋大阿訇出身贫寒,却以刻苦的治学精神和丰盛的学术成果报效自己的祖国,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教门的执着,以及他的进步思想和主张,对当今社会,对当代穆斯林青年的人生观都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

  一

1.元代以来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会后,齐晓飞副局长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有关方面领导赴贵阳市回民公墓为王静斋大阿訇纪念碑揭碑。

  

鉴于北京自无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全中国的国都;也鉴于伊斯兰教自元以来就开始遍及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所以北京伊斯兰教在全国伊斯兰教中为冠的地位,从元代起就奠定下来了。

附:王静斋大阿訇生平

  马先生身材高大,儒雅谦和,性格豁达,在他平淡祥和的笑容里看不到他曾经的坎坷和不幸。现在,他和妻子住在潘家园附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家属楼里。居室并不大,但素洁清雅。

在元代,北京是多种来源的穆斯林的云集、落籍或中转之地。在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国号加“大”字始于元)前8年,也即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的户口统计中,中都就“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1]。在元代,有众多的穆斯林名人,如牙老瓦赤、赛典赤·赡思丁、阿合马、倒刺沙、扎马剌丁、也黑迭儿丁、高克恭、赡思等,主要或曾经在北京活动。在元代,中央政府曾在北京设立管理全国穆斯林事务并有司属的专门机构“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元代,据《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报道,元朝皇帝还在北京任命了一个“全国穆斯林的首领,并以刷德尔·知汗称呼他”①。在元代,北京还是回回司天台、回回司天监、回回药物院等与穆斯林有关的机构的所在地,并藏有与穆斯林文化有关的不少书籍。

王静斋 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着名经学家、翻译家。与达浦生、哈德成、马松亭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名阿訇”。名文清,以字行。经名叶尔孤白。回族。天津人。出身于经师世家。8岁时随其父王兰庭阿訇读阿拉伯文。后进清真寺接受经堂教育,曾先后投着名经师李长贵、马玉麟、于志诚、金连荣、刘绪魁、海思福等门下学习经训、教义。26岁时学成“挂幛”。他学识渊博,通晓《古兰经》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凯拉姆学及伊斯兰教历史。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对古汉语、英语亦有一定造诣。历任河北、北京、辽宁、黑龙江、天津、山东、台北等地10余所清真寺教长,设帐讲学,门徒众多。1922~1923年,携弟子马宏道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任该校首任中国学生部部长;此间曾去麦加朝觐,并到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地考察伊斯兰教现状,受到近现代伊斯兰教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还搜集抄录阿拉伯文经典600余种,后全部携回国内。1927年创办并主编《伊光》月报,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中国穆斯林生活和“尊经革俗”的主张。同年与杨敬修等在天津创办新式中阿文大学,亲自授课。1936年,在北京组织中国回教典籍编译社,组织穆斯林学者着述、翻译、出版伊斯兰经籍。1938年,在河南与时子周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抗日救国协会”。毕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文化事业,力主改革经堂教育,实行新式教学,培养中阿文兼通人才,以教育兴教。

  马先生的高祖马从善自清朝咸丰年间由山东德州(或临清)迁至北京。先辈们一直在北京和外地清真寺担任着阿洪,长房长子晚年则均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世袭伊玛目。传至第五代尚有当阿訇者,但已无世袭伊玛目了。马文宽1936年8月出生在北京。他的父亲马春光阿訇,曾任河北省河间府、保定于家府、密云石匣、北京东单苏州胡同等地清真寺阿訇,晚年回北京西单手帕胡同清真寺任伊玛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大阿訇就曾在手帕胡同清真寺追随马绍文阿訇学经,在他老人家告老还乡时,曾托付马春光伊玛目日后代为主持其高足安士伟的穿衣挂帐仪式。经过经堂教育培养起来的安士伟阿洪,1948年在马春光伊玛目的推举下被聘为北京手帕胡同清真寺阿洪。马春光先生回忆说,那时,仅北京旧城区及附近就有四五十个清真寺,前些年因城市拆迁手帕胡同清真寺已不复存在了。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到明代,从明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起,北京的伊斯兰教又逐渐恢复了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地位。这之中包括许多穆斯林随燕王扫北而来,成为北京穆斯林的一个主要来源;包括法明、普寿、礼拜、清真四大官寺的敕名;包括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穆斯林文职、武职、内廷、世袭掌教四大阶层的形成。另外,明代北京也是藏有伊斯兰教典籍较多的城市。胡登洲在燕市从一教中老妪筐中得见伊斯兰教经典一册,刘智在京师得吴氏藏经数十册,皆是证明。

王静斋一生清贫,刚正不阿,爱国爱教。1912年起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抗战期间力主抗日,积极支持各地穆斯林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并痛斥降敌回奸。

  阿訇世家传统的家庭教育,从小培养马文宽勤奋好学、踏实刻苦的良好习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聪慧的马文宽跳班考入位于前门西顺城街的山东中学,成为了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学生。他曾站在天安门广场正中矗立的国旗杆后面,亲耳聆听毛主席发出的宏亮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目睹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在这庄严的时刻,多少人心潮澎湃为之动情,他——一名13岁的少年也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亲爱的祖国。

进入清代,北京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较明代有明显提升。表现之一是一定数量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开始走上北京伊斯兰教的舞台,清廷又在他们定居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敕建了礼拜寺,并题写了碑记。表现之二是清廷有意识地将北京伊斯兰教作为向全国伊斯兰教警示的窗口,或用北京伊斯兰教中发生的事件晓喻全国,或就地方发生的事件在北京作出反应,正所谓“敲京钟以警天下”。表现之三是北京伊斯兰教在清的大部分时间内,名副其实地在学术文化的角度也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这从王岱舆、马注、刘智、金天柱、舍蕴善、王宽、杨仲明等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在京的学术活动可以看出。

王静斋毕生潜心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翻译伊斯兰经典,译着极富,被誉为“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学通古今中外、品学兼优的伊玛目”。历经20年潜心译着,四易译稿,先后以文言文、经堂语、白话文翻译出版甲、乙、丙本3种不同文体《古兰经译解》。其中丙种译本附有“略解”、“附说”及1943条注释,深受海内外穆斯林信赖与欢迎,被视为最实用的汉译《古兰经》之一。其他译着有《回耶辨真》、《中亚字典》、《中阿双解新字典》、《欧母代序文》、《选译详解伟戛业》、《真境花园》等及文章《五十年求学自述》、《我之译经小史》、《中国近代回教文化史料》、《发扬伊斯兰文化之必要》、《巡礼游记》等。1949年5月25日旅经贵阳时病逝,安葬于贵阳郊区白桦山回民公墓。

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1955年,马文宽从北京回民学院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然而就在他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又被召回原学校参加了近一个月的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运动中,因他有所谓的“思想问题”受到严厉的批判。运动结束后,同学们都高高兴兴地去大学报到了,而他则要留下来等待处理。在经历了大约10余天难耐的期待之后,他被告知受到记大过一次的处理,可以升入北大学习。马文宽先生这一辈子的坎坷经历,似乎从这时就已经开始了。

到了民国年间,北京虽并不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北京的穆斯林,包括在北京活动过的穆斯林,却忍辱负重,历经艰难,在振兴教育、振兴文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走在了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仍不失为全国伊斯兰教的中心。

  学习气氛浓郁的北大给马文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北大云集了众多全国著名学者教授。无论是听他们讲课,还是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信息,都对年轻的马文宽的思想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深刻认识到,北京大学之所以在全国享有盛名,不是因为它有着湖光塔影、小桥流水的美丽景色,而是因为它集聚了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在这里,他得到了邓广铭、齐思和、张政烺、苏秉琦、宿白、邹衡、颜文儒等名师的指导,激励着他更加努力地去学习,从而为将来在学术上取得成果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每日吃完晚饭后,马文宽就会随着众多的学子到文史楼阅览室“抢占”座位,沉浸于浩瀚的书海,直到阅览室闭馆。这些刻苦学习的“北大记忆”和良好习惯,使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受益终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是中国各民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所在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办有全国性伊斯兰教高等专业学校——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和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杂志。这三大基本点连同北京700余年以来一贯下来的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传统,使北京伊斯兰教仍继续处于全国伊斯兰教中心的位置。

  然而随着1957年5月的到来,这种平静而美好的大学时光被打破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当时,他既没有张贴激烈言辞的大字报,也没有当众发表过激的言论,只不过凭着一个人的良心,看到一些所谓的“右派”被批判时说了一些同情的话并谈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语,于是在当年的10月份,他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幸运的是1958年春,马文宽只受到了留校察看、跟班学习的“从轻处理”。以后“右派”、“摘帽右派”、“没有改造好的摘帽右派”的身份伴随了他21年。

2.世界各国各地区观察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

自元代起,外部世界就开始把北京伊斯兰教看作观察和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窗口。13世纪末成稿的《马可·波罗游记》,1356年书写完毕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亚穆斯林学者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著的《中国纪行》,1910年首次在伦敦出版的英人布鲁姆霍尔的《清真教》,1911年正式出版的法多隆考察团的《中国穆斯林调查记》等,都有关于北京伊斯兰教的内容,尤其是《中国纪行》,可说是真正以北京为观察中国伊斯兰教的重心。不过北京伊斯兰教真正向全世界敞开窗口却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大多并不限于宗教本身,而是多有以此透视中国政府宗教民族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安全稳定形势的意味。二是对世界各国对北京伊斯兰教的观察,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应抱欢迎重视但应采用分析的态度。

3.北京的四大宗教之一

北京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一应俱全,且都有广泛重大影响的城市。今天这四大宗教的全国性宗教团体都设在北京。伊斯兰教则以持续历史较长(如基督教是时断时续)、分布较广、民族性特别明显著称。

二、伊斯兰教的传入北京

像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是一个难点问题一样,伊斯兰教何时传入北京也是一个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目前最具代表性的说法有二:一是北宋至道二年或辽统和十四年即公元996年说,一是所谓的元初说。前者为介绍北京伊斯兰教历史,特别是牛街礼拜寺始建历史的大多数出版物,如《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辞典》等所主张,主要是根据俗称“白匾”的《古教西来历代建寺源流碑文总序略》。后者为姜立勋等著《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提出,主要是通过对前说的一系列订误和认为历史上将蒙古军1215年攻克金中都到1271年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世纪“亦视为元,归入元初”,故持“今北京地区之有伊斯兰教”“实始于元初”之说[2]。

依笔者看,北宋至道二年说确系对“白匾”的误读。因“白匾”并未明言筛海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是入觐北宋之东京,还是入觐上京、中京、西京或南京。从“北宋至道二年”年号看,倒更像是入觐宋之东京,而不像是辽之南京。另从“白匾”所述革哇默定及其三子的经历来看,是经历了革哇默定入觐中国→感异梦生下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被授为清真寺掌教从而留居东土→这两个儿子知燕京为兴隆之地遂请颁敕建寺→于是分别建寺于燕京之东郭与南郊这样一个过程的。这样,即使按“白匾”,北京建寺或有伊斯兰教的时间,也起码要在公元996年之后的二三十年,即11世纪二三十年代。

况且,“白匾”本身又有一个先有旧有碑文,后经明崇祯三年重修,最后又在清乾隆四十六年增补重修的过程。这之中,是否有改动,也是颇有疑问的。反正这之后北京马甸寺清道光三十年《重修京都德胜门外马店礼拜寺碑记》就有“至宋真宗(998—1022年)时,有筛海那速鲁丁·撒阿都的,始奉诏建礼拜寺于燕京”这样不完全同于“白匾”的说法,何况以前呢?

更重要的是,“白匾”所述,基本上是一种传说。和宛葛思传说一样,在暂没有确切材料的情况下,这种传说只能“权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时间,而不能认作伊斯兰教传入某地的确切时间。

可《北京的宗教》一书所持的说法,也难以使人满意。首先将蒙古军攻克金中都到蒙古主改国号为“大元”这半个多世纪称作“元初”,不像是中国历史分期的公认方法。其次也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辽时已在归化州、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时已在西南路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咸平府等今北京附近有所传播②,而今北京辽金时乃松漠以至蒙古草原与中原内地进行商业交换的枢纽这两个最基本的现实。

鉴于第一种说法基于可能有所改动的传说;第二种说法又有些不大符合伊斯兰教在我国北方传播的实际而有些时间偏晚,故我们想采用一种时间跨度较大、给进一步研究留有较大空间、也适当包容两说的新说法,即将伊斯兰教传入北京的时间先圈在11世纪初到13世纪初这200年内。这样,这个跨度较大时期的上限则采用“白匾”,下限则采用《北京的宗教》一书,中间部分则利于进一步研究,并寄一点希望给今后的考古发掘。

三、北京的清真寺

北京伊斯兰教为全国伊斯兰教之冠地位的表现之一就是清真寺。可北京的清真寺既不是以数量之多或历史最古为冠,也不是以规模最大或建筑面积最广为冠。那么是冠在哪些方面呢?

一冠在明时有4座“官寺”并都有明代皇上题名。

所谓官寺,即拥有礼部所发札副、冠带,从而掌教者冠带荣身、住持是寺,以领众焚修、祝延圣寿,享有一切差徭概在蠲免之列特权的清真寺。其中一部分系奉敕修建重修或由皇上题名。

根据现有材料,明代应天府、西安府、京师、定州、易州、凤阳府皆有清真寺为官寺。另据河南沁阳水南关寺明掌教札副题刻,大兴县亦有官寺。有的官寺,如净觉、礼拜2寺,还系奉敕修建并由皇上题名。但一城同时有4座属于官寺,并由皇帝分别题名为清真、礼拜、法明、普寿的,却只有北京一城③。

二冠在清时有一座寺同时具有全国唯一敕建、唯一皇上亲撰碑记、主要族属为维吾尔族穆斯林、直接使中国内地与中国新疆地区两大部分伊斯兰教相关联这“四大特征”。

此寺即竣工于清乾隆二十九年的西长安街回回营清真寺。俗称“和香妃有历史关系的礼拜寺”。寺门内立有乾隆御制并书的《御制敕建礼拜寺碑记》。民国初年,寺被袁世凯强行拆除。

三冠在二寺分别在清末民初和1929年至1938年这10年间为全国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中心。

这就是清末民初的牛街清真寺与成达师范在京期间的东四清真寺。

四冠在有一寺是中国伊斯兰教“壮观崇教、昭华映回辉”建筑思想实践的典型。

就是由牛街礼拜寺建筑所体现出的建筑思想。在该寺明万历四十一年立《敕赐礼拜寺重修碑记》中有集中叙述。如寺院建筑从建筑目的角度来说,就是本文文首引用的那段碑语,即为了显示该寺为明时京师众伊斯兰教寺院之冠,必须使寺之建筑壮观昭华,“总之崇楼台者,不第壮观崇教也;映藻缋者,不第昭华映回辉也”。又如该寺在明代的几次重要拆建重修,都是体现这种思想,由宣德二年奠址到正统七年“殿宇恢张”,再到成化十年春由都指挥詹升题请名号奉圣旨曰“礼拜寺”,到弘治九年即不到70年内此寺就达到“经制愈宏,说者曰制无复加”的程度。待100来年后,此寺“后楼告倾”,寺中人士又以“斯楼,非泛常楼也”为由捐金倡众进行了重修,使其既深又阔且高嵩,唤拜之声既震又楚楚,谓“浅之则渎事,狭之则易忽,不高嵩则嵩呼之声不震,不楚楚则当事之心不折”。

五冠在世袭掌教制度的格外牢固及斗争的特别激烈。

清真寺的掌教形成世袭的制度,按杨永昌《漫谈清真寺》一书的研究,是从公元14世纪后期开始的。明之官寺制度无疑又大大强化了这种世袭制度。北京作为官寺制度的最盛城市,则无疑又使世袭掌教制度发展得格外牢固和其中斗争的格外激烈。

斗争之激烈,《漫谈清真寺》一书通过牛街寺明崇祯三年札副材料和该寺明万历四十一年碑冠带住持、协教、赞教之名姓皆被有意凿去(查“□教八继德”尚存)这两件事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而格外的牢固,则表现为世袭掌教制度在北京,从开始动播到基本终结大致经过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过程。燕山沈凤仪抄本《冈志·舍公谈性理》云常志美弟子王允卿游学来京,冈人如获珍宝,开寺正门以纳之,“虽掌教白世祥齿德兼隆,亦不敢违拂众意,俯身降体,执经门下”,说明山东济宁清康熙九年立,可能经常志美首肯的《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的精神已吹到京城,京城的世袭掌教制已开始动摇。可到清嘉庆九年,通州长营寺的碑记中才后附山东济宁州禁三掌教世袭序,警示世人再不得“拘于胤袭之说”。而蓝靛厂寺也是到清道光十年才在碑文中“从此议定,不准扶起在位世袭伊玛目”。按昌平沙河寺民国4年立碑记,该寺竟然还发生了伊玛目率伊子侄女婿行凶寺内、使首事人不得不具文报案的事件。最后蒙判,念其充教长数年,“将寺中公地八亩给其作为私产”,日后免去其“世袭教长之事”。如按唐宗正《锦什坊街清真寺》一文,该寺民国初年还“诸事皆由掌教把持,虽聘有阿衡,只负虚名居于其位,除领拜、说卧尔足外,余皆不能过问”,直到民国14年该掌教病故后才有所改变。

六冠在北京清真寺幸存有较之他城清真寺较多的珍贵文物和珍贵文献遗存。

如东四寺有元延祐五年由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手抄的《古兰经》;有顶壁刻有成化丙午造原邦克楼圆形铜顶;有白底蓝字、周锒赤金、中绘阿文清真言的明代瓷牌屏;有明代阿拉伯文炉瓶三设。

牛街札拜寺有带有“敕赐札拜寺”字样明成化十年宪宗赐香炉;有明崇祯三年札副材料(《北京牛街》一书云此物“早已遗失”);有清康熙三十三年圣旨牌;有康熙皇帝赐予之銮驾、铜锅;有300多年前一位中国阿洪用黑白两色、阿波两种文字对照书写的《古兰经》30本;有据说明万历以后编写、流传至今的七言歌词;有可能清雍正初年成书、涉及该寺的志书《冈志》。

四、北京的筛海传说和筛海坟

研究北京伊斯兰教历史的人会发现,在北京伊斯兰教中有一项内容,比清真寺年代还要久远,甚至可以说贯穿在北京伊斯兰教的从始至今,这就是筛海传说和筛海坟。

前已说到了揭开北京伊斯兰教历史序幕的布哈拉人筛海革哇默定及其三子的传说。惜至今并未得闻有这四人坟墓的传说。

宋元之际则有今存牛街寺东南角小院内两位筛海的坟墓及记载二位分别逝世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和至元二十年十二月的两块阿拉伯文墓碑。此被赵振武《懔斋笔记》作为牛街寺“盖建自有元之先”一说的证据。可见关系北京伊斯兰教历史不浅。

明代则有可能建于明初④、但兴旺起来却在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昌平何营筛海坟。坟中在万历年间就立有碑记多篇,其中不乏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内容。

清代,除何营筛海坟中继续立有叙纱灯巴巴、斩蟒巴巴等筛海奇迹并云朝阳门外亦有巴巴墓地内容的碑记之外,蓝煦于清咸丰二年用汉文著成的《天方正学》卷七则有“洒英祖师墓志”一篇。其内容与何营筛海坟碑记仿佛,只不过墓主被称作“道号洒英”,墓地被称在阜城门外。很可能何营、阜城门外及朝阳门外的筛海坟或巴巴墓的墓主是同一个人。

民国年间,《震宗报月刊》不断发表有关筛海、巴巴传说的文章,如《纱灯巴巴传》、《抓子巴巴传》、《斩蟒巴巴传》、《马筛海传》、《王四巴巴斩狐》、《可大巴神乎其说》等等。虽文章本身对这些神乎其说持批评态度,但神乎其说及其说所谓的纱灯巴巴坟在西便门外、抓子巴巴坟在阜城门外之洪门沟这些说法,民国时仍在盛行,却也是事实。

从北京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有的这些筛海传说和筛海坟说明了什么呢?初步分析,起码说明了下面三点:

说明了北京的伊斯兰教研究特别是传入时间的研究,像广州、泉州、扬州等城市一洋,仍主要依靠一些传说,将传说中的时间暂作为伊斯兰教传入这里或这里有清真寺的时间。这是现实,也是不得已之举。对此一方面要对传说持分析态度,另方面切不可以认为传入时间问题在这些地方已经解决了,而拒绝进一步研究和取证。

说明了北京的伊斯兰教中有较浓厚的神秘主义成分。如相信筛海会“虽死犹生”、“随感而应”;筛海会“以头缠之特斯达,掷去化为白蟒”;筛海能托梦预言,“出世救拔苦难”;跪地诵经于筛海坟侧,“请巴巴向真主祈求”,可保佑儿子长成;在筛海坟内占课,守坟者可据卦文“问病能知愈重,询事则指吉凶,失物知其所在,谋事告其早迟,神乎掌其生死,巴巴死握人权”等等。这些神秘主义虽然有受苏非主义影响的缘故,但不少确如唐宗正《阜外三里河清真寺》一文所说,属“扑朔迷离,迹近神话”的“民间故事”。

第三,说明了筛海传说和筛海坟主要是从明万历年间才开始在北京伊斯兰教中兴盛起来的。这与负责京城守卫的穆斯林武职阶层有意渲染有很大关系。这一方面可以从筛海坟立碑者的身份看出,另方面可以从立碑的内容看出。

发心在何营筛海坟立明万历六年碑记的是先任镇守宣大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马南溪,书丹此碑记的是前军都督府管府事左都督马芳。立意在何营筛海坟立明万历四十六年《先贤墓碑记》与《天经占课碑记》的是神机营右副将前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张大缙及其3个儿子(二武职,一儒学生员)。有感在何营筛海坟立明万历四十七年碑记的是钦差统领昌镇标下右车营游击将军都指挥杨应瑞及其3个儿子。

何营筛海坟各明碑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先贤伯哈智有功于明室的所谓奇迹灵异。如明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曾托梦言”英宗“某年月日可还本朝”。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中显灵乘驼逐虏,使“阖境人民俱获平安”等。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发生的。立碑者大力渲染这些内容,一方面是想借以壮胆、鼓士气,另方面也有借抬高筛海坟来抬高自己地位的意思。

五、北京伊斯兰教人物

本文所说的人物,是指与北京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发展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人。依此而论,北京伊斯兰教人物,特别是政治、文化类型的人物数量之多、知名度之大为全国各有关城市之冠,是毫无疑问的。如在《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外人物”类“中国人物”部分“著名宗教学者、经师”栏所列的41位中,就有20位与北京伊斯兰教有关,几占一半。

为了说明北京伊斯兰教人物各自所起的不同作用,我们按其在历史上出现或主要活动时期的先后,将其分为以下22类:

1.筛海。如筛海革哇默定及其3个儿子筛海赛德鲁定、筛海那速鲁定、筛海萨阿都定;筛海阿合默德布尔塔尼及筛海阿里;筛海伯哈智。

2.圣裔。如相传创建尊经阁于牛街寺中的所非尔之元孙、坎马丁之子马啥木及其子燕京路断事官赛典赤·赡思丁。

3.哈的。如《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所举的被称作刷德尔·知汗的谢赫鲍尔汗丁·刷德尔智。《元史》卷三二《文宗纪》所载因倒剌沙案被籍其家的回回人哈哈的。

4.答失蛮。元代伊斯兰教教职人员称谓。在官方文书中常与和尚、先生、也里可温并称。也有直接用于人名的,如延祐四年病故、葬于京城东郊杜树辛庄的宣徽院使、累阶荣禄大夫答失蛮。元代答失蛮掌管教务,与哈的主管审判有所不同。加之答失蛮多兼营商业,且夹带、影蔽俗人做买卖不纳商税,故还未闻有确切记载的知名人物。

5.毛拉。如不儿哈纳丁案的当事人,忽必烈在位时在汗八里传教的布哈拉人毛拉不儿哈纳丁。

6.穆斯林文职官员。如书东四寺《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的中书舍人赵荣,撰通州大寺《重修朝真寺记》的前刑部郎中陈希文,助修通州大寺的常州府知府马化龙。

7.穆斯林武职官员。如独力经营东四寺的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陈友,为牛街寺题请名号的都指挥詹昇,撰何营筛海坟清康熙五十一年碑记的提督直隶古北口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马进良。

8.穆斯林内廷人士。如助修牛街寺的内府酒醋局右副使杨永旭,尚衣监太监刘升,司设监太监何江,尚膳监太监张钺,口知监太监杨永;明万历三十三年西三里河寺建寺发起人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明天启三年虔诚装修西三里河寺的文书房太监金良辅;助银三百两修树村寺的马太监;被《明史·奸佞传·钱宁》提到的“回回人于永”。

9.世袭掌教。

10.穆斯林科举人士。如通州大寺明正德十四年碑记中提到的儒学生员马三德、马逢春。

11.穆斯林科技人士。如明永乐四年随驾迁至北京的回回天文学家马沙亦黑,清康熙初年反对传教士把持钦天监的杨光先。

12.一般穆斯林善士。如通州大寺明正德十四年碑记中的“教友”李凤等百余人。

13.教外热心人士。著名者如为东四寺撰写碑记的明代第一流政治家陈循;为何营筛海坟撰写碑记的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周文远,为马氏茔地撰书《敕赐清真寺住持马公世德记》的明英国公张溶。

14.经师。如胡登洲、舍蕴善、王守谦。

15.伊斯兰学者。著名者有王岱舆、马注、刘智、米万济、金天柱、杨仲明、陈克礼。

本文由新京葡娱乐场网址发布于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www.649.net:筚路蓝缕,北京伊斯兰教研究

关键词: 座谈会 伊斯兰教 北京 贵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