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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活动已于昨日落下帷幕。从史前先民内陆和沿海的平凡生活到都城与帝陵的复原重现,从山祭遗存到“道教祖庭”,它们有的颠覆传统观念 ,有的再现江湖传说,勾画出中华文化的轮廓,诉说着历史长河中的故事。这些考古项目为何能经层层筛选后成为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下面就来看看它们的的精彩何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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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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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宋宇晟 应妮)10日,在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汇报展示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

考古;新发现;文物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并不“新”的考古“新发现”
 
  名单上一长串的遗址名称对于大众来说可能非常陌生,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却都是再熟悉不过了。诚如国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长在终评会开幕式上所言,考古发现虽有偶然性,但是各项新发现绝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几年甚至几十年间辛勤奋斗得来的,在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获更是对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嘉奖。上榜2017年十大新发现的项目中诸如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以及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均为延续数年的考古项目,有的发掘工作更是持续了十余年之久。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10日下午,“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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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何能入选?记者逐一梳理。

1、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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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洞室墓M283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  

图片 6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供图

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距今45000年左右,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它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这里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目前已鉴定出这些骨头属于食肉类、兔类、羊、驴、犀牛、棕熊以及鸟类等小动物。专家表示,这些动物骨头说明,生活在这里的人类以狩猎为主;也说明,当时这里应该是草原,这些猎物是他们从其他地方获取后,带到洞内的。动物骨骼破碎程度较高,有明显的切割、灼烧、敲击等痕迹。专家分析,这种“敲骨吸髓”可能是当时的人类在食物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对骨脂骨油需求而采取的一种行为。

  “做大型遗址考古工作时要有长期的坚持才会有重大的收获,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杨官寨遗址就是一个范例。”总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遗址是仰韶最繁荣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据项目负责人杨利平研究员介绍,2004年起就对该遗址开展了持续的考古发掘工作。遗址环壕外东部区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为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计墓地总面积约8.5万平方米,墓葬总数超2000余座,规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为东西向的单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种且葬式均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还发现 割体葬仪和织物包裹的风俗。如此大规模有序并未见任何打破关系的大型庙底沟文化成人墓地的发现,不仅将偏洞室墓的出现年代提前了600多年,为该类墓葬的起源与传播以及关中地区与中国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影响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材料,也为解决庙底沟时期聚落形态以及墓葬形制这一长期困扰考古学界的难题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这些项目为何能入选。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2、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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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门遗址航拍图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中,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中国西北部通向中亚、欧洲的要道。

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专家介绍,在遗址区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墙和壕沟遗存,城墙的年代不会晚于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范围内发现21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表现出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色。部分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随葬品数量多、棺椁齐全,墓葬规格高,而且随葬的陶器、玉器精美,随葬品丰富,还有彩绘陶器和黑陶杯等。随葬品很多已具礼器性质。种种迹象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鲁北地区的社会分化和等级差别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城墙和壕沟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焦家遗址是当时鲁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焦家遗址作为该地区大型的中心聚落遗址,也为以城子崖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找到了重要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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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关系图(西-东)

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它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

3、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时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先后定都新郑,纵横通衢之便利成为了春秋时期中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从1923新郑李家楼发现郑公大墓以来,90多年间新郑考古惊喜不断,大量珍贵青铜器,车马坑的重现一次次吸引着人们的关注,还原着千年前的辉煌盛景。近两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展了对故城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的主动发掘。这是首次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科学发掘,遗址内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带车辙道路16条以及城壕、水渠、瓮城城墙、城门、排水管道等遗迹。据介绍故城春秋时期北城门的结构为一陆门一水门,由此印证了史书上对郑国“渠门”的记载,此外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曲尺形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作为郑公一号大墓的陪葬坑—郑国三号车马坑内“豪车”的出土更是引人关注,该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铺的马骨并发现4辆拆车藏式的木车,其中1号车为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彩席顶棚的大型安车,刷新了“郑韩故城”内出土马车的纪录。

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国内较早的小麦。

该遗址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且明显经过严格的规划。多数墓葬没有发现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等日用陶器,还有陶环、石环、石串珠骨簪、骨环、蚌壳等装饰品。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专家表示,这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成人墓地。其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婚姻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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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0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大型墓葬M152。供图

4、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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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上北下南)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该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甲字形墓葬出土轭、轴、毂等青铜车器,另有玉璧、骨梳、蚌器、甲骨文等。另外,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共计7块,其中有文字的2块,总计发现文字50字。专家分析,姚河塬遗址应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栎阳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秦献公二年,秦国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秦末项羽三分关中,栎阳曾作为塞王司马欣的都城,汉高祖刘邦也曾一度以栎阳为都城,直至东汉以后废弃。作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对栎阳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而确定了栎阳城遗址的南墙与西墙。那么,它的北墙和东墙又在哪儿呢?其城内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样的呢?为了解决这些疑问并制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规划考古队于2013年重启栎阳考古。五年间,复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号古城南墙与西墙并新发现局部北墙遗迹,遗憾的是仍未发现东墙,但幸运地是在寻找东墙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二号古城,根据出土的五铢铜钱判断二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废弃时间不晚于汉末新莽时期。无独有偶,在勘探二号古城西墙过程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遗存,编号为“三号古城”。据介绍项目负责人刘瑞介绍,近两年栎阳考古工作主要围绕三号古城开展,三号古城内发现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位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发掘中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

5、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遗址中,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同时,发掘的墓葬材料极为丰富,随葬品常见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

该遗址考古是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同时发现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专家说,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是首次发现。尤其是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郑公大墓由若干个陪葬墓和车马坑组成,之前陆续发现过陪葬车马,加上三号车马坑的发现,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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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全景(由南向北)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报道指,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一米九,超过一米八的也为数不少。

6、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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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仓M722陵园遗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东)

图片 14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中,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M388。供图

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拼对出槽型板瓦、巨型筒瓦、巨型瓦当。专家说,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时期秦国的都城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由此判断,它应该是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都城栎阳。从发现看,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以及空心砖踏步、瓦当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而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东汉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当时的国都洛阳,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长期以来,学界对东汉帝陵的意见也不一致。至今,对邙山陵墓群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已进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经对七座帝陵进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对朱仓M722、白草坡村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帝陵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四个方向有四个门。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上述工作均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横扫双奖 满载而归
 
  考古圈每年都有两项评选活动,俗称“六大”“十大”,对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国考古新发现来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和吉林安图宝马城遗址囊括双奖、满载而归,那这三项遗址的魅力又何在呢?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7、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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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505剖面对应年代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中心聚落。

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的封土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围墙或道路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均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通过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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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灰堆 

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

8、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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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刘邦 十大 新发现 项目 年度